我的高邮路记忆修改版

我的高邮路记忆：第一篇—高邮路上

高邮路上（一）

位于上海西南部高邮路，曾经是法租界一条不起眼的小路，知道这条小路的上海人并不多。但是说起她东面与之平行的武康路，与之交接的复兴西路，南面与之交接的湖南路，还有北面的华山路，西面的兴国路大家就耳熟能详了。

高邮路，东起复兴西路，南通湖南路，长不过米，宽14至19米。不长的路却有一个香蕉大弯，高邮路就像是划过浪漫天空的一道漂亮弧线。与法租界的其它路一样，路两旁栽种了法国梧桐树，夏秋时节，午后的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斑斑驳驳的照射在马路上，漫溢着静谧又浪漫的氛围。现在她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从未通过公交车的马路。

在我小时候高邮路非常僻静，路的两边偶尔停放着二三辆自行车。虽然道路不宽，但绝没有逼仄的感觉。那时，高邮路上只有2家小小“烟纸店”，买些香烟、洋火、草纸、蜜饯和食盐、酱油。现在，虽然还是不通公交车，但是路两边停满了小汽车，开了好多家饭店，咖啡馆，还有婚礼会所，行走高邮路，再也没有那份闲野和从容，不长的路，拥挤的让人有点浮躁。

过去，不光是高邮路，就连周边路上的孩子学骑自行车，都是在高邮路上学的。因为这里不通公交，也没有汽车往来,比较安全。我妈妈50岁；我夫人30岁；我女儿15岁学骑自行车，都是在高邮路上学会的。我妈妈比较胆大，买了一辆二手的女式自行车，直接在高邮路上骑，歪歪扭扭的竟然半天就学会了，没几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

70年代前，高邮路与周边的武康路、湖南路、复兴西路等都处于比较低洼的路段，夏季下暴雨后，往往会积水。记得65年夏季，暴雨特别大，顷刻间路上就积水了。好玩的是，那一次下大暴雨，正巧黄浦江涨潮，黄浦江水倒灌，雨水不仅不能从下水道排出，反而黄浦江水从下水道中涌出。最深处的武康路（巴金门前一段）积水深及臀部。而随着黄浦江水涌入，道路的积水里竟然有好多手指般长的小鱼，那年我10岁，在曹永民办小学上三年级，放学回家，全然不顾下着大雨，拿了买菜的竹篮子，到马路上捞鱼，真的捉了好些河鲫鱼呢。

据说高邮路最早是由清朝重臣李鸿章在如今的华山路上建造“丁香花园”时，辟通周边道路时建造的。到了年，法租界越界筑路，拓宽了高邮路，当时以年来华任旗昌洋行职员的法国汉学家高逖爱的名字命名为“高逖爱路”。年，汪伪政权接收法租界,为了去殖民化，将法租界内的道路全部重新命名，“高逖爱路”被改名为高邮路。

为啥苏北小城“高邮”成为上海这条僻静小路的路名？许多述说高邮路的资料里面都有此疑惑。说起来，我在高邮路5弄前后住了有45年多，小时候，我曾经听5弄9号里一位姓高的阿婆说起过，她说，当时，高邮路和兴国路一带，住了一些江苏农村来上海躲避日寇，讨生活的人，而她们家在高邮路上开了一个“老虎灶”。（那个年代专门提供开水的地方），周围好好几家姓高的人家。当年，好多人会在泡开水时，在她的老虎灶前闲聊。在汪伪政权更改路名的时候，原本不知要取个什么路名，这里居住的人不乐意，他们在“老虎灶”门口七嘴八舌的议论，后来还派了代表和汪伪路政当局协商，一来原来的路名里面就有一个“高”字，二来这里有好多姓高的人家，三是周边有好多苏北农村来讨生活的人，所以提出要求改名高邮路。不知道是这条路太小了，不起眼，还是汪伪政权听取了民意，结果这条小路就以苏北小城高邮为路名，在路的两头竖起了水泥柱的路牌。现在高邮路的路牌是新的，过去在法租界，电线杆子是三角形带圆弧的水泥柱，路牌也是水泥柱的。高邮路的路牌早先是水泥柱，用黑字写了“高邮路”。可惜当时没有给高邮路的路牌留个影。现在写高邮路，我几次百度，也未能找到那个时候的路牌照片。

在写“高邮路记忆”的时日里，夜间往往不能寐，以往在高邮路的日子，仿佛穿越时空，扑面而来。一个个生活的场景，一个个与高邮路相关人的故事，更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活动起来。有人说，记忆就是纪念已逝去的芳华，我觉得记忆里面有很多的表情包，有的表情包是甜蜜的，有的表情包是痛苦的。有点表情包是懊恼的。我有时会幻想，如果科技的发展真的可以发明时空穿越机器，让你回到过去重新活过，也许，你的命运列车会驶向与今天不同的车站。那么幸福就会更多一些吗？

高邮路上（二）

从复兴西路这端走进去，高邮路口耸立着建于年建的高逖公寓。在法租界当时，每条路的口上，总有一幢楼是与路名相同的。高逖公寓，门牌号是复兴西路号，就因为在高逖爱路口，取名高逖公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建筑。在我小时候，对这幢公寓楼印象特别的深，那时周围居民都叫她“五层楼”。由于地处复兴西路高邮路口，公寓前也宽阔，每临夏天，这里的风就是比别处大些（上海人称：穿堂风）所以一到傍晚，周边居民，便带着躺椅、小凳子，摇着蒲扇来到这里乘风凉。长大后，觉得这幢五层楼,透着特别的法国味道，在黄昏夕阳时刻和静谧夜间，暗黄色的外墙，格式的钢窗，正面圆弧的墙体延伸进去是一扇咖啡色的木门，打开门，大理石楼梯特别的宽阔平缓，加上周边的梧桐树，此时，总感觉自己走进了法国老电影的街景，清风微佛，仿佛在叙述着浪漫委婉的故事。而我知道，在这幢楼里的确演绎过一段伟大的爱情。楼里，有一位汪姑娘，是中学老师，文革中她与也是老师的9号刘家公子恋爱，那个时候刘家是历史反革命家庭，姑娘的亲朋好友都试图阻止这场恋爱。但是姑娘对爱情的追求坚定不移，最终与刘尚同结婚，因为刘家蛰居在9号的汽车间里，姑娘最后说服父母亲，婚房就建在了他们家里。在那个讲成份，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义无反顾轰轰烈烈的爱情之花显得特别的艳丽和壮美!

上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工厂在改革大潮中倒闭，我下岗后自谋职业，因为是自谋生路，自然选择了自己熟悉的行业，开了一家电脑装机和卖软件的店。原先是在高邮路4号临时搭建的房子里，后来发展了，就在高邮路这幢楼底层，租了一个面向复兴西路的门面，专卖计算机软件。而当时的计算机软件，都是盗版。后来遭到工商和文化执法部门的查扣，不得不关门。由此断了自谋的生路。

现在高邮路1-3号，是一幢高档的公寓楼，其地面结构，甚至已经覆盖了原先复兴西路弄一幢3层楼房，那里曾经是位于华山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教职员工楼，底楼也曾经是高邮居委会。所以若按现在说，高邮路向复兴西路伸长了十几米呢。

原先高邮路1-3号，是几间上海本地人的那种矮平房，我记得3号里面住着二家人，其中一家姓张，一家姓苏，她们的女儿都是我中学同学。（张丽娟；苏莉影）对面的高邮路6-8号也是一排老式的矮平房，在靠近高逊公寓楼的门口上街沿上，有个大水龙头，以前这里是一个供水站。早先，高邮路这里好多本地人的房子，自来水没有接进屋里，都是提着铁桶、木桶到这个供水站挑水。高邮路3号张姓的人家，好像是供水站的管理者，经常可以听见那个高个子的女人大声喊：“水龙头拧拧紧！”。当时用水需要买竹筹码，好像是一个筹码一分钱，可以放二大桶水。小时候，我们家，父母二人养了六个孩子，还有一个堂叔，一个娘舅在家供着，所以生活负担重，虽然高邮路5弄里面都有自来水可用，但是水费贵。为了省钱，有几年，我们家也买筹码去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记得当时我大哥去了新疆，二哥十几岁的身子，一条扁担，二个水桶，摇摇晃晃去挑水。

到了夏季炎热的时候，住在矮平房里的男小孩，都在水龙头下放一个大木盆，直接脱衣洗澡。上世纪80年代，供水站拆了，一排矮房子也被拆了，我的同学陈根妹她们成为上海最早期的动迁者。那里建起了一幢小楼。有一天，我看见小楼前面出现了好多的俊男靓女，原来那是上海电视台与台湾人合作开办一个综艺节目，招聘男女主持人呢。后来这个综艺节目没上几期就被叫停了，不过，应聘女主持的有一位叫周瑾的小姑娘，后来却成了上海颇有名气的女主持人。不久，在小楼的边上，建起了上海早期的涉外商品房，汇益花苑。

在高邮路1-3号后面，原先是一片空地，文革中有个时期，毛主席发出了备战备荒的最高指示，（与近期解密的前苏联秘密档案对接，原来是因为珍宝岛战役后，苏联曾想对我国实行核战略打击，美国人有意将情报泄露给中国，才有了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最高指示。）为落实备战备荒，这里曾挖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壕沟，后来下雨，沟里积水，蚊虫滋生，战壕被填了。但是，紧接着，大批知青返沪，就业难成为政府头疼的问题，所以不知道是街道的哪个部门，在这里搭起了一排简易房，安置返沪知青就业。现在，原先的无主空地，已经成为新建大楼的一部分。

高邮路看看“不起眼”，旧上海的四、五十年代，这里这里居住了很多“有身份”的人家。上海解放时，有些房子的主人弃房而逃，去了香港、国外，留下很多的“空房子”。刚解放时，华东局就设立在高邮路，有很多华东局的南下干部没有房子住，这些空房子就被“征用”了。高邮路5弄2号的三层公寓房成了华东贸易局南下干部的宿舍，高邮路5弄15号整幢洋房成了上海公安局的南下干部宿舍。

在上世纪5、60年代，高邮路上有一家专门清洗各种药瓶子的弄堂工厂，（医院里面各类治疗用的药水都是用玻璃瓶装的，大批使用过的药水瓶子被送到这里，清洗后再利用。）清洗药瓶子的药水刺鼻难闻，据大人说，那是一种稀释了的硝镪水，有极强的腐蚀力。开始只是在高邮路13号后面的空地里搭几个棚子洗瓶子，后来，从13号到高邮路5弄口的空地都被搭了大棚子，成为洗瓶子的地方。那股刺鼻的味道弥漫在高邮路上。到80年代，污染的弄堂工厂关闭了，不久后那里被围了起来，再不久那里盖起了一幢非常气派的别墅楼，附近百姓并不知道气派的房子是派啥用场，只知道有政府背景。近日我道听途说，说现在房子里住着原来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

我拍照片，门卫保安跑出来说不能拍里面，我点头说：好的，理解，今天匡迪市长在对吧？保安笑笑向我敬了一个打招呼的礼。

在靠近高邮路5弄的原先空地上也盖起了楼，挂上了湖南街道事务受理中心的牌子。在盖房子的时候，不仅拆了电话亭，小便池等公共设施，还把解放前就设立在此的供周边居民倒垃圾的垃圾厢房也拆了。5弄的居民，依然认定这里是垃圾厢房，所以垃圾依然倒在那里。现在终于建起一个简易的垃圾厢房了，也算是五弄居民坚持的胜利。

高邮路上（三）

高邮路53号，曾经是一座深宅大院，小时候，我从她门前走过，可以看见些许褐色的瓷砖墙面和绿色的琉璃瓦，宽大的铁门总是紧闭着，门口还有解放军站岗，感觉里面神神秘秘的。这房子原先的建造者和主人搞不清楚了，但现在知道文革之前和初期，这里居住的是被称为林彪集团主犯，时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一家。我有个中学同学李瑚瑚，住在高邮路17号，与江腾蛟的小五子江新艺是闺蜜，通过江新艺，她告诉我，江腾蛟生育七个子女，江新页，江新德，江新文，江新风，江新艺，江红缨，江红卫（男）。江腾蛟的夫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过。江腾蛟是湖北黄安人，虽然革命至共和国少将，但脑子里有根深蒂固传宗接代的思想，就是想要生个儿子，生了六个女儿，最后生下儿子老七。那个宝贝呀，很小的时候，连站岗的解放军也时常抱着老七在大门口玩。江腾蛟09年去世，去世前，他对孙子也是百般喜欢，因为是单苗独传啊。文革初期，老大，老二穿着一身绿军装，一幅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样子，手里经常拿着本小红语录，（袖珍本的，那时候可是宝贝啊），得意洋洋的告诉邻居，这是妈妈（叶群）送的。惹的邻居小孩羡慕不已。在67年初，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不久举家搬到南京。李瑚瑚说，小五子江新艺曾和她告别，从此后竟然再无相见。如果我的高邮路记忆，能够通过朋友相传、转发，最后能让李瑚瑚与江新艺再相见，那也算是美事一桩了。

我之所以熟悉这幢楼，是因为我中学同学，徐力军。67年，江腾蛟搬离后，这幢三层的洋楼搬入了三个空四军的师长。我的同学徐力军父亲是其中一位，（飞行大队长，相当于正师级）徐力军个头不高，身体壮实，走路虎虎生威的，一看就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69年初，我与徐力军成为黎明中学九班的同学，用现在的话说，成了铁哥们。我们都喜欢上了打乒乓球，经常在星期天，我和徐力军还有华格，溜进学校操场角落那个破旧的乒乓房，打几个小时的乒乓，然后一路走回家。因为关系铁，所以我能经常去高邮路53号，大铁门里是一片很大的水泥地，里面就是那座欧式的三层洋房，外墙面是褐色的防火瓷砖，楼宇屋檐下和楼顶几个圆柱的屋顶都是绿色的琉璃瓦。二楼主客厅外是很大的半圆形露天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望见一个绿草茵茵，大树环绕的花园。院子里有好几棵百年合抱粗的香榧子树。每年都结好多的香榧子，到了收获时，三位师长家就会平分这些香榧子。我记得当时在徐力军家里还吃过几个香榧子呢。在院子角落有一个简陋的小屋，原来大概是给花匠摆放工具的地方，71年初的时候，我和徐力军在那个小屋学做木匠，锯呀，刨呀，凿呀，忙活了几天，做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小凳子。还把自己的脚给凿伤了，至今留下一个疤痕。呵呵。结果也许是冥冥之中，我中学毕业进工厂，竟然就被分配去做了木匠。

徐力军的父亲属于空四军，在林彪9.13事件前因为历史问题已经被打倒，徐力军也受到牵连，我们72年毕业时，优秀的红卫兵可以加入共青团，作为当时的红排排长，徐力军没能加入共青团，他是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参军一直是他强烈的愿望，但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强烈的参军愿望也落空了，那时的徐力军是很沮丧的。但是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72年底去了崇明前哨农场。三年后，在农场报名参军，当上了海军航空兵，圆了他参军的梦。（后面的资料是我中学同学高伟民提供的，非常感谢！）徐力军母亲在丈夫被打倒后，写了申诉材料送到空军司令吴法宪那里。这是在林彪事件之。在林彪事件后，在吴法宪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母亲的申诉信，他父亲才得到平反。平反落实政策后，徐力军一家搬离了高邮路53号，搬到虹桥路军干所去了。

而现今的53号，门前的空地又盖了一栋现代感很强的楼，只留下一条小通道，可以看见原来那座欧式城堡式的房子。大铁门还是紧闭着，依然那么神秘，想必，现今在此居住的，也是有来头，身份背景硬的人家吧。

高邮路上（四）

高邮路65号，一幢灰色的二层小楼，楼里居住着林姓兄妹，有着明显的混血儿的特征。男的多，女的也左右。不但是人高，而且脖子也特别长，加上典型的外国人面孔，小时候，我们只知道他们是高邮路上的‘外国人’。年，我们中学同学相聚，我才知道了混血兄妹一家的完整故事。

林小姐（林运芳）的妈妈是美国人，爸爸是广东人，生养兄妹三人。65号的小洋楼，产权属于林小姐（林运芳）大哥的。解放前，林家大哥在做房地产生意时，买下了高邮路65号二层小洋楼，解放前，她哥哥去了香港（成为香港房地产商人），把65号房子交给妹妹居住看管。本以为是一个短暂的托付，哪里想到，这个托付整整50多年。林小姐在当时上海著名的饭店～国际饭店做财务。后来，结识了同样是在国际饭店任职的周先生，与之结婚。婚后，周先生带着妈妈一起住到了高邮路65号的房子里。周先生的妈妈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的嬷嬷，一生未嫁，领养了一个孩子，就是周先生。（那时候徐家汇育婴堂门口经常会有遗弃的孩子，周嬷嬷与养子周先生也许就有着这样的故事，只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那种慈爱圣母的秘史不能得以揭晓）

林小姐与周先生婚后生养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周文静）。在文革前，林小姐的二哥也住到了65号。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二个混血儿外国人兄妹就是林小姐和她的二哥。林家二哥原先和太太住在东安路那里，50年代初，他的太太先去了香港，过了二年在他也想去香港的时候，却去不成了。原来，在50年代初期，国内-香港还是可以自由来往的，到了5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控制国内人自由出入香港。所以她二哥就去不成香港，还被作为坏分子受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管制。到了文革中，在极度思念亲人和自由受到限制，人格受到侮辱以及生活极其贫困等多重打击下，林家二哥选择了自杀。

周先生患肝病去世的早，林小姐一个人扶养周妈妈和女儿。非常辛苦，由于她混血儿的缘故，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与她说话交流，在激荡的社会中，孤独地活着。但其实她是性格开朗，人性善良的人，也许是遗传也许是殷实家境影响，林小姐一直到70多岁，依然是身材挺拔，背不驼，腰不弯的，气质特好。我有一位同学与他们是邻居，文革后有机会与她交流做朋友，才知道她喜欢看书，特别钟情言情小说。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她注定只能孤独生活，寡情寡欢。后来女儿结婚，由于我们那个年代，住房，是上海人的一个心结。住房都是又小又挤，更别说结婚房了。所以周文静结婚，自然就把高邮路65号的房子作为婚房啦。男方也自然而然的住进了65号。后来，林小姐年纪大了，这位上门女婿做了一家之主。文革中林小姐的房间被强占，搬到了三楼阳台上一间小房间里住，而她的婆婆，周先生的母亲，那位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嬷嬷被逼的住进不见阳光的底层汽车间，还得不到应有的照顾。我同学的母亲见她可怜，还经常给她送吃的呢。直到年前后，在香港的侄子收回了65号的房子，不久，香港的侄子把56号的房子卖掉了。65号一家子的故事，真实反映了从解放到文革，几代人的生活现状和命运沉浮。

高邮路上（五）

高邮路50弄这里的建筑，较典型的复古主义建筑，它是十九世纪继古典主义建筑以后流行于欧美的一种建筑风格。在国内，上海江海关、上海汇丰银行均属复古主义建筑中的仿希腊式。而在上海高邮路上50弄和68号的建筑是较典型的仿文艺复兴时期、仿古罗马时期的复古主义建筑。

关于高邮路50弄房子的原主人，有一个离奇的故事。说这里的建筑风格和外形，与白崇禧在太原路岳阳路的白公馆相似。当时白崇禧作为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智囊人物，在上海建立了白公馆，为了安全起见，在高邮路又建造了一个影子楼。从岳阳路到高邮路，汽车只需5分钟，所以，白崇禧到上海，大家总认为他住在白公馆，哪里知道，其实他是住在高邮路的影子白公馆呢。这样的故事，比较符合白崇禧小心谨慎的个性。加上50号建筑外形与白公馆极度相似，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比较高。但也有高邮路上的老人说，50号这幢楼，是解放后拆除了老房子后新建的，所以白公馆影子楼是一种误传。

现在高邮路50号。变身成为一家有日资背景的婚礼会所“薇婷故事”。在前几年我做公益红娘的时候，还与他们合作办过几次公益相亲活动呢。

高邮路68号，曾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何世桢的住所。建于年。西式独立式花园住宅。建筑规模较大，南立面左右对称，为比较典型的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形式庄重，中段柯林斯式圆柱和壁柱通高两层，形成气派的门廊和露台。此外，栏杆扶手和窗套的几何图案、入口两边壁柱顶部的浮雕、正立面及墙隅的白色石材贴面，又透露着该住宅古典传统气息中的风格混杂。

何世桢(～)，安徽望江城关吉水人。不屈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五四”时期，何在东吴大学读书即参加了学生运动，曾被选为上海学联评议会评议长、全国学联副会长，由此得识孙中山先生并由孙中山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民国12年何在美获法学博士后，回到上海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教授兼上海大学英文系主任。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孙中山亲自圈定何世桢为上海三名代表之一。大会期间，何世桢与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人担任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年，蒋介石“四·一二”暴力屠杀共产党人时，何世桢先后协助瞿秋白、恽代英出逃；年任上海市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院长时，顶住蒋介石高压，释放了27名“共产党嫌犯”；抗战期间，何世桢与共产党人的生死联系，用行动证实了自己忠实奉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民国二十八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但其实何世桢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何世桢与许崇智、陈中孚一起，受命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利用与日本政界元老的旧识关系，搜集日伪内部机密情报，包括战争与战事动态情报和日方对华政治动向。他是率先获取日军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年下半年，何世桢从日本政界元老处获悉，日本高层已决定日军“南进”方针（与美军开战）的绝密情报，其时恰与重庆联系的电报渠道中断，何世桢将情报通过学生（中共党员）徐明诚代送重庆，后转发至美国军部。当美国军部转至太平洋海军时，海军却不以为然，当年冬天，“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打响。抗战期间，何世桢是提供汪伪和日方情报最多的人。同时，何世桢秘密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负责人，中共地下党（潘汉年）利用何世桢的关系在汪伪周佛海的中央储备银行建立透支户，组织公司，其实就是新四军后勤供应站。对中共坚持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何世桢在上海参与接收日伪财产，年，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次年参加了代表大会。

何世桢在解放战争中，他的寓所是中共地下组织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秘密电台就设在三楼。更可贵的是何先生的夫人，她天天为我党地下工作者送饭，直到上海解放。解放前夕，国民党政要力劝何世桢去台湾，被拒绝。与当时很多的民主爱国人士一样，他带着对民主、自由社会的憧憬，迎接人民政权的建立。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沪，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曾经征求何世桢愿否出来工作的意见。何世桢婉拒了邀请。年8月，受潘汉年事件牵连，何世桢被张春桥点名隔离审查，投入监狱四年。期间被迫写过几十万字交代材料。在狱中，身患重病还备受折磨，直到奄奄一息，年10月13日才被释放回家，四天后，年10月17日在家中去世。可惜，一个一辈子研究法律，中国法学的奠基人物，却被一个自称依法治国的执政者无端折磨至死。不能不说是对法制的一个莫大讽刺。到了年上海市公安局，才在《关于何世桢问题的复查决定》中写道：认定“他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人民的事，是有贡献的”。

高邮路68号，这样一座见证何世桢爱国民主经历的洋房，解放初期由上海市政公用局工会上海电力公司分会，以极少资金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几乎等于强要，而这样的方式取得房子，在当初是很普遍的，比如现在开放参观的“荣宅”）。刚开始，这里医院。我小时候，有一次高烧40度不退，曾住院治疗。给老百姓带来医疗方便。医院新建后，这里就成为电力系统的内部招待所。80年代初在原有房屋上加层，破坏了原有的建筑结构，又在原来的花园建造了新楼，现在，那里成为宾馆酒楼了。

而房屋的主人何世桢在解放后，经历了非人的磨难。说中共在解放后，对曾经帮助过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民主人士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不为过。在我写高邮路的时候，想到：一个民主主义爱国者，一个对抗日有功的人，而且是对国民党抗日坚决支持，对共产党抗日也坚决支持。这种大义报国、忍辱负重的民主爱国志士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既无道歉，也无责任追究。不由得让人叹息、反思！

高邮路上（六）

在高邮路、湖南路、兴国路的口上，有一个街心花园，那座美丽少女弹凑竖琴的雕像，已经在那里风风雨雨三十年。全身泛着青铜的斑驳，在花园里静思，仿佛能听到轻轻地悠扬的琴声。每每路过这里，我都会想起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一个喜欢音乐能拉小提琴、手风琴的女孩——余同学。

这是余同学一家华山路号的房子，现在被足球运动员朱炯买下。余同学父母都是交大高级工程师，只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家庭受到很多的冲击，对孩子的成长带去很多的负面影响，余同学内向的性格里面包裹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懦弱的性格最终让她的婚姻非常不幸，那个工人的丈夫根本不能理解她的内心世界，柔弱的她，有时甚至被家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精神出现了问题，这次，老同学相聚，我们费尽力气，也没能找到她，只是隐隐的听说，她到了一个我们找不到她的地方。

所有同学，都记得她拉手风琴和拉小提琴的样子。我们都在祈祷，希望世界的阳光依然能够照到这位美丽女同学的身上。而我更是在看见街心花园的雕像时，耳边仿佛就能听见她的琴声。

当时的高邮路、湖南路、兴国路口，有很多本地矮平房，居住的都是本地人和江浙一带来上海挣生活的人我的好多同学就是居住在那一片，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那一片被动迁了，拆除了平房，建起了上海早期的街心花园和涉外商品房。这片街心花园成为周边居民的歇息好地方。每天早上这里有遛鸟的人，鸟语花香的。到了下午傍晚，经常可以看到放学的孩子在玩耍，很多是外国的小朋友。高邮路周边的原居民差不多都搬迁了。在高邮路湖南路建起了几幢高档商品房，这里已经完全是高档生活圈了。

我的高邮路记忆：第二篇——五弄故事（小街故事）

开篇说明：高邮路五弄，太多的故事，编成二个分篇。又因为5弄曾是电影《小街》的主要拍摄地，所以后面的五弄故事就以《小街故事》做副标题。

五弄故事之一

（小街故事）（1）

高邮路5弄。解放前居住着不少显贵家族和富商高职人家，是静谧祥和适宜居住之处。弄堂里十几幢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洋房，透露出一种欧式的幽雅。如今已经有90余年的历史，属于民国保护建筑。幽深的弄堂从高邮路开始向内延伸，一直通到湖南路。许多的故事就随着弄堂蜿蜒的小路展开。那斑驳的墙面，红砖的烟囱，还有枝叶茂盛地覆盖到围墙外的大树，洋房之间，早先是用竹篱笆分隔出不同形状的院子，后来被水泥围墙替代，现在作为风貌区修旧如旧，又用竹篱笆分隔院子。

过去5弄，各家的院子里种植了各种花卉，记得印象深的是32-34号这幢楼，靠着5弄的主路，沿弄堂的竹篱笆边上，搭了几个层层叠叠的花棚子，种植了许多名贵的兰花，每到兰花开的时候，幽香四溢。还有一棵高高的合欢树，每年6-7月份，一朵朵如同倒挂的粉红小伞似得合欢花，从高处婀娜的飘落，此处的弄堂就如同铺了一片粉色的地毯。弄堂里好多棵“蝈树”，夏天的时候，雄树开花后，掉下一条条毛毛虫似得残花，雌树就结出了一个个大杨梅似得果子，风雨过后，一地的红果子散落在弄堂里。无论雌雄蝈树，用刀割开树皮，会流出奶白色稠稠的的树汁。我小时候，手臂上长了皮癣，爸爸让我涂上奶白色的树汁，涂了几次，就治好了皮癣。

弄堂里15号的竹篱笆里，曾有好几棵合抱粗的大树，弄堂里孩子不知树名，但因为每年树上会倒挂一串串密密匝匝犹如元宝的绿色种子，孩子们就叫它元宝树。15号的院子不仅是5弄里面最大的，而且有一块大小如室内足球场大小的“水门汀”，是弄堂里小伙伴玩耍的好地方。文革后，上海有一阵子，流行各个行业系统都找地方造房子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由此在上海有了一种特有的物业形态叫自建公房）这块空地就被上海公安系统占了，造了2幢当时流行的六层框架房。即现在的5弄17号和19号。分配入住的都是公安内部系统的人。那几棵粗壮的大树被砍掉了。

现在的5弄，与我们这个城市一样，显得逼仄了，拥挤了，所幸那条狭长的弄堂，依然蜿蜒在洋房花园间。

这是高邮路5弄通向湖南路的最后一段，青砖围墙是湖南别墅的院墙，黄色砖墙是5弄52号。这条笔直的小弄堂，是81年上映的电影《小街》的主要取景地。记得，80年拍电影的时候，这条弄堂里面贴满了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因为要拍几天，为了拍摄方便，场景就没有撤。我中班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那时长长的弄堂里就一盏路灯，到了半夜弄堂里就显得昏暗阴森的，我骑着自行车进入弄堂看到墙上贴满“打倒牛鬼蛇神”等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吓了一跳，赶紧猛踩几下，头也不敢回。回家我和妈妈说，不好了，好像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第二天才知道是在拍电影《小街》这是5弄54号，曾作为《小街》女主人（张瑜饰演）的住所，也是电影结尾，男主角与导演在一起推演故事结局的地方。

这张照片是影片结尾，男主角苦苦寻找女主角，这天，忽然在这里看见了女主角款款而行的背影。电影《小街》81年上演，给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送上一缕清风和一份反思。

到了84年，我在家忽然听到门外鞭炮声响，出去看，原来是17号，那幢公安系统的自建房里有人结婚，听居委会的人说，新娘是电影演员张瑜，新郎是导演张建亚。张瑜大概是在拍摄电影《小街》时，喜欢上了高邮路5弄的环境，所以婚房选在5弄里了。我在想，当张瑜去武康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上班，走在高邮路5弄的路上，会不会有现实生活与电影情景重叠了的感觉呢？

当年《小街》的电影剧本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那时，我也算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每次《收获》新发行我都会买来看。那次看到“小街”的电影剧本，对于女主角家庭居住环境的描写，感觉非常的熟悉，后来才知道，那些环境的描写就是以高邮路5弄为蓝本的。至少可以肯定，小街电影剧本的作者，一定对高邮路5弄环境非常熟悉。

小街故事（2）

目前在政府以及网上各种介绍高邮路的文章里，5弄只有25号，郑振铎老先生在上海的临时隐居地成为名人建筑。郑振铎（—年)，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1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但其实郑振铎居住的是一座极其普通的楼宇。建于年,二层砖木混合结构，坐西朝东，白色糙面水泥墙，双坡顶。郑振铎也只是至年在此隐居。因为年上海全部沦陷于日本侵略军后，一直坚守战斗在上海“孤岛”，而且是文艺界救亡协会和“复社”负责人之一的郑振铎，被迫只身离家出走，化名隐居。大概从年1月下旬起，他在友人帮助下，搬至这里(只住了这幢小楼二楼东部的两间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5弄是一条很宁静的弄堂，郑振铎当初搬到这里一是躲避日本人，二是图个安静。据郑振铎《蛰居散记》叙述，这地方当年是靠近郊区，十分冷僻的，四周都是菜地，时时可见农民在松土、施肥。到处是蛙鸣鸟翔的，他有时候出去在田地上走走，也不必担心会遇见什么认识的人，因此他很高兴住在这里。（这段描述非常符合我儿时的记忆，因为那时候，5弄25号东面就是一大片的空闲地（荒芜了的农田），还记得有一个小池塘呢。我家的窗口就对着这片空地，小时候，夏天蛙鸣蝉唱，秋夜蟋蟀叫声此起彼伏的。

但是，世事难料。郑振铎搬来后，发现他住的楼房正对着一座深宅大院的后门，他刚搬去时，那座大宅还空着，但后来四面的高墙上装起了铁丝网。据郑先生日记和《蛰居散记》所述，年4月15日，他在房东的带领下到这所豪宅“参观”时才知道，竟是大汉奸周佛海就要搬过来住。怪不得此前那些特务、警察曾经非常紧张地一次次来周围“调查”附近居民的情况。当时郑振铎沉着应对，没有露出破绽。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潜居在虎穴之旁的人！他居住的二楼窗户，正对着周佛海豪宅的厨房窗户。郑先生在《蛰居散记》的《我的邻居们》中写到，周佛海搬来后，整夜整夜地灯火辉煌，笙歌达旦，害得他被吵闹得不能入睡。而且，他的窗口正对着周家的厨房，周家白天黑夜不停地炒炸煎爆，厨房喷出的大量油烟使得他连窗也不好打开。很是令郑振铎厌烦。正因为这样，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就搬离了。但是，毕竟郑振铎是著名民主人士，所以他在抗战时期的隐居地，挂上著名名人历史建筑就不足为奇了。前几年，那个厨房窗户用砖堵上了。后来装修时又打开了。在我的印象里，当初25号外面的白色糙面水泥墙，文革期间被画上巨幅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旁边还有当时著名的四个伟大的标语：即：“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航手！”

（小街故事）（3）

25号里面的居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蒋姓一家。据说是郑振铎的表亲。他们家有4个儿子，年龄与我们家兄弟相仿，由此也曾有过孩提的争斗。印象深刻的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弄堂里好多人家在院子里养鸡。我们家养了三只母鸡，一个黄的，一个花的，一个黑的。其实，鸡也有性格的。三只鸡里面，黑的最壮实也最凶，任何时候它可以欺负另外2只鸡，特别是吃食的时候。再下来就是那只花鸡，它斗不过黑鸡，但可以欺负黄鸡。黄鸡最可怜，每次吃食都抢不过另外2只鸡，我有时候会特意驱赶走另外2只鸡，专门给黄鸡撒点米。扯远了，呵呵。后来有一次，蒋家的兄弟，带了三只鸡来到我家门前，要与我们家“斗鸡”。我们只知道狗有领地概念，其实鸡也有领地概念的，当他们放出了三只鸡，只见我家的黑鸡一马当先，冲向有侵占意图的那几个鸡，黄鸡，此时竟然全身鸡毛耸立，像疯鸡般与比它强壮的一只鸡狠斗起来，尽管它被啄的满头是血，依然还是斗败了那只鸡。平时比黄鸡厉害的花鸡，竟然畏首不前，全无斗志，被人家的鸡追的到处逃。自此以后，我对花鸡充满了厌恶，经常不让它吃食，而黄鸡，就被像英雄一样对待。

25号楼里，让我记得还住着一个唱京剧花旦的，每天清晨傍晚的会亮几嗓子，浓郁的京韵，缭绕在弄堂里久久不散。另一个就是牙医诊所，现在挂郑振铎历史名人建筑铭牌的地方，原来就是挂着一块私人牙医诊所的牌子。在那个时代，私人诊所是很少的。

（小街故事）（4）

郑振铎说的那个周家的深宅大院，就是湖南路号的湖南别墅。建于年，西式独立式花园住宅。湖南别墅与高邮路5弄隔墙划分，5弄的弄堂小路，沿着那堵青砖砌成，笔直的高高的围墙通向湖南路。围墙上周佛海时期安装的铁丝网，一直在。虽然铁丝网历经风雨斑驳锈蚀，但从没有拆除过，到了近几年，对损坏的铁丝网进行了修补，又加上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可见，湖南别墅的安保措施是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80多年来，此宅的主人都是与近代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人物，其产权的更迭也就像是一段微缩的中国近代历史。该宅建造者是英商锦隆洋行的一位大股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英美与日本为敌对国，此宅的主人被关入集中营。年春，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成为新主人。门前的居尔典路也随着周的到来而改为湖南路（周系湖南人）此洋房也改名为湖南别墅。郑振铎在他的散文《我的邻居们》里，写大汉奸周佛海花很多的钱装修房子，英式的建筑，硬是被装入了很多日式的元素。搞得不伦不类。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清算。年该楼为国民政府接收，为军统局所用。湖南别墅到了解放后，被新中国政府接收。年下半年，因为华东局党政机关在高邮路，所以邓小平，陈毅就入住了湖南别墅，当时邓小平家住在二楼，陈毅家住在一楼。华东局撤销，邓小平，陈毅都去了中央，住到了北京。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住进去了。后来，因为年从前苏联回国就医的贺子珍，在泰安路的住处太小太嘈杂，贺子珍又吵着要见毛主席，为了更好地安置她，柯庆施让贺子珍住进了湖南别墅。我家靠南面窗口，远远对着湖南别墅，我也算与毛主席的第三夫人互为近邻了。官方说法是贺子珍一直在湖南别墅住，直至84年去世。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文革期间，我曾看到湖南别墅里面住了很多的红卫兵。好多身穿军装，手臂上箍个红袖标的男男女女，在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不知那个时候，贺子珍是否还是住在里面？不得而知。

现在，湖南别墅的大铁门依然紧闭着，保持着神秘感。我曾经有几次在大铁门打开的时候正巧路过，看见铁门里面一条水泥路，两边是高高密密的冬青树，小路蜿蜒伸展到别墅楼前。当驶入的小汽车还未从视线消逝，铁门已经迅速地关上了。湖南别墅就是这样一幢充满时代印记有故事的大宅子，再怎么时代变迁，湖南别墅的主人都是与近代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物。据最新的小道消息，现在住在湖南别墅的是从上海走出去，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胡邦国。

（小街故事）（5）

高邮路5弄7号是独立式里弄住宅，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砖木结构，二层楼高，二楼中央退为露台，南立面左右均匀对称。北立面有二条楼梯直接由地面到达二楼房间。

5弄的洋房往往是一幢楼2个号，底楼一个号，二楼一个号，比如我居住的整幢洋房，底楼是9号，二楼是7号。我居住在5弄7号。7号原先的大铁门在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被拆去炼钢铁了，安装了一扇木门，直到67年才换上了新的但特别简单笨重的铁门。直至今天，那扇笨重的绿色铁门依然在岗位上。大约56年前后，我们家搬进了5弄7号。当时父亲因为解放初积极参加共青团，在当时的蓬莱区委工作（后并入南市区）。我父亲在年轻时候曾经投靠过他的叔叔。父亲的叔叔有点像“胡传魁”式的人物。抗战初期，他组建了江阴抗日游击队，成为新四军在江阴地区的抗日力量。在抗战中期，新四军受重创后，都撤退到长江以北，父亲的叔叔因为舍不得家中二个女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儿子，没有跟着新四军走，反而与国民党接头，成为江阴“抗日救国军”司令。父亲正是在那个时候投靠他，当了几个月的勤务兵，专门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没几个月，父亲觉得没意思，就离开了他们家，因为荣家的民族纺织业在无锡、上海得到了大发展，我父亲就先到无锡后到上海的纺织厂里去做生活去了。父亲的叔叔在抗战后做了江阴地区的保安司令，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江阴解放前，他丢下妻儿仓皇出逃到香港，像一个散兵游勇在香港做了几年无魂无根的人。也许觉得在香港生活难以为继，也许对妻儿老小的思念一日甚一日，又或许看到国内基本安定了，就在52年前后，他偷偷潜回江阴，不久就被抓了，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到上海蓬莱区当了干部，叔叔的被枪毙，加上当地有人举报父亲曾在叔叔家做过勤务兵，父亲被撤职回到了纺织厂当技术工人。不久，叔叔的女儿和儿子因为在江阴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就来上海投奔我父亲，住在家里。女儿不久投亲去了西安，儿子徐青南（我的堂叔），一直在上海读完高中，因为成分问题不能考取大学，文革前去了崇明农场，成为第一批开垦建设崇明的青年。徐青南写的一手漂亮的字，喜欢写作，文革期间曾写过一本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正要出版，恰逢四人帮倒台，出版搁浅，从此不了了之。我喜欢写点文字，多少受到他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文革纠错，许多人得到平反，徐青南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寻找途径，想为他被枪毙的父亲平反昭雪。要求国家肯定他父亲曾经是抗日的，回来也只是想回家乡，并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他到处奔波，找曾经在新四军一起战斗过的人，（叶飞）还去找国民党的知情人（记得是去找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结果是到处碰壁，几年后，竟然得了幻想症，总和我说，有人在跟踪他，监视他，要暗杀他。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再后来被他大姐接回江阴收养，到死都在做着为他父亲平反昭雪的梦。

而我的父亲，因为与堂叔家的关系，文革中，又有人揭发说堂叔被枪毙时，有二把手枪没有找到，是被我父亲藏起来了，于是，文革中，就有造反派到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枪。结果自然是搜不到，但是父亲由此多次被批斗，吃了很多苦，精神压力巨大。致使父亲50多岁就去世了。

我妈妈是早期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公私合营后，担任了永新雨衣染织厂的工会主席。到了反右的时候，母亲因为给当时的党委书记提了意见，被毫不留情地划为右派。母亲78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划为右派后每月工资只有28,7元了。父亲原来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公私合营自减工资的运动中自减成99元一个月。60年代初期，我们家有10口人，就靠父母的来块工资，所以家里特别的困难，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也是前面写到的为什么有自来水不用，而要到弄口供水站去挑水的原因。）

我们家是一大一小二个房间，大房间与隔壁赵家的客厅，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客厅（估计60多平方米），解放初，政府对房子进行了分隔，大客厅被一分为二了。在我家大房间的东面，有一个极其精致的壁炉，壁炉地砖是红色的釉面瓷砖，壁炉里面是暗红的耐火砖，壁炉台是乳白色的，房间四周都有热水汀（ting）从我家的南面窗口和赵家南面的大阳台，远眺是一片花园和田野。二楼的房间都是打蜡地板，用一块块细小整齐的柳桉木拼接成花纹图案，那时，我们每季度可以到房管所去领取一斤地板蜡，用于保护地板。打过蜡的地板特别亮特别滑。此情此景，不仅让人想象，当初在这个法租界的洋房里，举行派对的情景。偌大的客厅里面，音乐响起，打蜡地板上划过舞蹈的皮鞋。

后来，我哥哥结婚用小房间做了新房，到我结婚，只能把大房间一隔为二，一半是我的新房（11.8平方米），一半给妈妈和弟弟蛰居（11平方米）。那个年代，上海人的居住条件是怎样的局促尴尬啊，好多人结婚无房，只能全家混居，现在想想真是不堪啊。我们这样的还算好的，总算可以有个相对独立房间做新房。但是好好的洋房，此刻在居住体验上，怎一个尴尬了得。

在房屋建造设计上，法国设计师怎么也想不到日后这样房子竟然要住上几家人。由于我们小时候，父母怕我们上大卫生间要影响到赵家生活，因为要上大卫生间就要走过赵家的客厅，经过和赵家协商，二楼的卫生间我们家不去用了，而楼梯下的小卫生间给我们家使用。这样一来，晚上房间里就要放上“要紧桶”。到了结婚后，我和哥哥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从楼上走到楼下的小卫生间去倒“要紧桶”。那个时候，结婚都要买红色的痰盂罐，这痰盂罐在我们家就成了“要紧桶”。这样的尴尬，一直延续了20多年，直到我们搬离。近年来，我心中一直对妈妈有一种愧疚，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使的妈妈在11平方米的狭长房间，与弟弟一起蛰居了20年。而且连门也没法装，只能在口上拉一条简易的帘子，算是门帘。

在5弄十几幢老洋房里，我们7号的院子比较大，但我们院子里很少种花，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种过向日葵。一排排向日葵开花很好看的。特别有印象的是，60年-65年，我们在院子里种植蓖麻，到了秋天，把收获的蓖麻卖给国营的粮食店，为什么会种植蓖麻呢？记得当时是响应政府号召。那个时期国家困难，缺乏石油，当时有公交车，因为缺少汽油，只能靠燃气。大大的燃气包放在公交车的顶上。当时有宣传画，说蓖麻榨的油，在超低温下不会冻住，所以可以作为很好的航空油使用。我们兄弟几个当时都是少先队员啊，当然相应政府号召啦。到了秋季，我们剥开蓖麻籽有刺的硬壳，把带着花纹的蓖麻籽放进罐子里。那时候，粮食店收购蓖麻，每斤3角6分。每次卖了蓖麻，我们特别开心，一来是响应了政府号召，为国家做贡献，二来，卖了蓖麻可以换来零用钱。到了文革时期，我们还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土井，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夏天时候把西瓜放在井里面，到了晚上取出来，冰凉的西瓜真是好吃。

不仅是冰西瓜，我还把工厂里发的消暑的盐汽水扔井里，等吃的时候拉上来，就成了冰镇盐汽水了。

我们院子的外面，有一片2、3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即郑振择故居5弄25号东面那片荒芜的农田)童年，我和弄堂里的小伙伴在那里踢足球，玩斗鸡（架起一只脚，用膝盖相互撞击的游戏）。那片空地南面就是后来贺子珍的住所--湖南别墅。文革中，以毛主席备战备荒，深挖洞的名义，湖南街道在这里竟然搭起了一个烧砖头的窑炉，我家的院子被强占去大半，成了砖坯生产车间，整日里做砖的机器响不停，那个砖窑在烧砖头的日子里，炉窑大火熊熊，除了烧煤，还烧大量的木材树枝等杂物。只要一升火，浓烟弥漫，灰尘飞扬，烧一炉砖头，几天几夜火不熄，砖窑上，还有人连续24小时值班看护，整个砖窑离开我们家窗口，也就一二十米的距离，那时的生活苦不堪言，原来我家窗口望出去是一片花园和空地，自打砖窑建起，我们只能紧闭窗户，原来我家没有窗帘的，妈妈不得不扯起被单做了简易窗帘。那个砖窑，烧出来的红砖，被运送去建造防空洞。没几年砖窑寿终正寝了，而占去的院子和空地，却再也没有归还，又成了街道工厂。

我家的南面窗口再也看不到花园、田野和湖南别墅。那片曾经的田野，砖窑寿终之后，在那里盖起了高档商品房。即现在的5弄23号。（武康公寓）

这是我家的东面窗口，当时院子里种了一棵紫藤一棵凌霄藤，紫藤是解放前就有的，凌霄是我们小时候种下的。到了夏季，窗前开满鲜花，紫色的紫藤花和橘红色的凌霄花。后来紫藤和凌霄都爬到了屋顶上。鲜花也开满了屋顶。

（小街故事）（6）

张学良的赵四小姐六哥赵燕生一家，也住在高邮路5弄7号。是我们家的邻居。赵燕生是一位和蔼，开朗，幽默的人，文革时，我还小，时常去他们家串门，听赵燕生讲了好多旧时故事，他的故事和爽朗的笑，给我很深的印象，对他很是敬爱。

赵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六儿子、是赵一荻（赵四小姐）的六哥。赵燕生夫人吴靖是天津严家的名门闺秀。吴靖与赵四小姐是天津中西女中的同学。赵家和吴家都是天津名门，年，吴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届女生。赵燕生得知吴靖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一改顽童形象，刻苦读书起来，不久也考入清华，由此，赵燕生与吴靖成了清华大学同学。赵燕生在和我讲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她考进清华了，（指吴靖）我怎么着也要考进清华！

从左至右，赵燕生，吴靖，赵四小姐

到了清华大学，赵燕生是个艺术加运动型的人才，喜欢戏剧、美术、打球、社交。他个头高大，是清华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棒球队的主力。赵燕生与赵四小姐同父同母，感情最亲近。他虽然排行老六，但生就一派老大哥的慈善胸怀，待人热情、好客，非常忠厚，有侠义之心，常常助人为乐。

在大学三年级时，吴靖被她妈妈逼着在上海“定婚”，赵燕生是同学中最为焦虑的一个。他在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上海人常说的语句，“急煞人”。 　　那年在吴靖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发话了，要带她到上海去相亲。对方是一家留日回来的医生的儿子。吴靖根本不想去相什么亲，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谁知母亲不依她，坚持要她接受这门亲事。在上海磨了一个月，她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定婚了，这才回到天津。想不到她母亲怕生出变化，回到天津后，宣布不让她回北京念书了，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就等着上海的那家人家来娶亲！在北京的赵燕生听到了这事，真是急煞人了。他与几位要好同学，商量如何援助吴靖，设法帮她逃回北京。在赵燕生等同学帮助下，吴靖趁母亲不备，夜里翻墙头逃出了吴家大院，乘上火车重返北京读书。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当初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到处找赵四小姐。找不着，就搜捕她的六哥赵燕生。他们得知赵燕生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就到中孚银行各个营业所搜捕赵燕生，但是就是找不到。日本人没想到，医院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营业所，赵燕生在那里工作。后来赵燕生知道了日本人在搜捕他，为逃避日本人的追捕，年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往上海，在严仁美的帮助下，他们就住进了高邮路5弄7号。

左二吴靖，左四赵燕生，左五严仁美。

　　到上海后，赵燕生做过各种工作，我记得他和我说起过，有一段时期他还做过收购买卖旧货的事情（后面说到的那把美国步兵铲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收购的）。他和吴靖还组办过一个话剧团，与赵丹、黄宗英、黄宗江等人成了好朋友，还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过。 　　年，吴靖加入了解放初妇女就业的潮流，去一所中学教英语。年调到南洋模范中学，一直工作到年退休。赵燕生在文革前，一直主持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的工作，当总干事，在外滩上班。他聘请了一位手艺最好的西餐点心师傅，所以清华同学会的下午茶就非常有名了，尤其那个师傅做苹果派做得最好，被誉为上海滩最好的西点。一些与清华有关系的人就常常去清华同学会举办派对和各种宴请。“文革”中清华同学会被“砸烂”了，赵燕生只好也去教书了。我69年4月进入黎明中学，才知道赵燕生是学校的英语老师，但是此刻他已经备受冲击，好几次被批斗。在学校我们不能说话，回到家里，我依然看到一个开朗的赵燕生。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西面的围墙上，当时是一排黑板，他负责黑板报抄写编辑的时候，在写黑板大字标题的时候，他用湿抹布先在黑板上写下大字，再用粉笔勾勒，他笑着对我说，这是我自创的“抹布书法”。

在文革初期，赵燕生家受到几次抄家，好几次造反派红卫兵把抄出来的所谓“四旧”，堆在院门口放火烧掉。那个时候，谁家四旧多，就罪孽重，所以，有段时期，上海好多的资本家和显贵人家，都悄悄的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扔掉。那个时候，就有新闻说，工人在通堵塞的窨井时，捞出了黄金首饰。上海一直传说，苏州河是当时许多人扔东西的地方，所以苏州河宝贝不少。赵燕生家那个时候，也被抄家抄怕了，偷偷地扔了好多东西。有一次，我看见严老太太（吴靖的母亲—严淑英）拿出许多照相本，让家里的女佣“陈妈”拿出去扔了。60年代，拍照还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老照片，很好奇，就翻着看，陈妈也许在她们家当佣人好久了，就指着照片和我说，这是谁，那是谁，只可惜，后来那些照片都被处理掉了，陈妈和我说的，也已经忘到爪哇国去了。文革中，严淑英已经七十多岁了，她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做过事，老了跟着女儿过，裹着小脚，走路不稳，仍旧被逼迫出去扫街，陈妈很心疼严老太太，说她一辈子享福人，扫帚也没有拿过，现在70多岁了，要被迫迈着一双颤巍巍的小脚，每天打扫弄堂，不是折腾她吗？不久严老太太就去世了。

年年底，赵四小姐从国外游历回来，陪张学良将军住在上海皋兰路1号那栋小楼里。那时吴靖与赵燕生已经结婚，一起到上海看望赵四。赵四小姐常年跟着张学良将军辗转武汉、西安等地，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对于哥哥嫂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聊起了很多往事，那次见面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赵四小姐陪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法与家人见面。赵燕生在年过世，至死他也没能再见到他的四妹赵一荻。后来，吴靖在相隔53年在美国与张学良夫妇在此相见。赵一荻最思念的还是已经过世了的六哥赵燕生。后来，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吴靖每隔两年就去看他们一次。张学良夫妇晚年的生活就是由吴靖的孙女赵荔帮助安排。（而我和赵荔曾在小时候结下深厚的情谊,她和父母住在天津，偶尔寒暑假会来上海，在她独自去广州外国语学院读大学以及工作后，我们通信持续好几年。

每年元旦我都会收到赵荔寄来的明信片，那个时候，出国热流行，她专门为我寄来英语书让我学习英语，后来她去美国定居，我们的联系中断了。）。文革后期，赵燕生和吴靖得到平反后，听陈妈说，他们拿到了工资补偿款有2万多元，记得当时我表情惊讶不已，因为在当时万元户是啥概念啊。后来，赵燕生家买了电视机，我就成了经常去他们家蹭看电视的常客了。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就是在赵燕生家的客厅里看得。从那时起，7号的信箱里，忽然就多了很多的信和报纸，都是赵燕生和吴靖的。印象深的是，每月都有长长的牛皮纸信，信封上标明寄信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刺激了我的眼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就是国民党是一个反动的，腐败透顶的党，赵燕生吴靖怎么会是国民党呢？因为这样的念头，让我去了解，原来，吴靖是民革党员。而民革的全称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年我也加入了民革，并以三民主义为我的信仰。

前不久我去5弄7号寻找记忆，得知吴靖刚过世，活了多岁。赵家已经把5弄7号的房子卖了。我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怅然若失。

忽然，看见搬空的房子角落，有一巴小铲子，铲子已经生锈，铲尖也钝卷了。我捡起来，不禁欣喜。当年，我们在院子里翻垦土地，种植向日葵、蓖麻，没有农具，赵燕生把他珍藏的这把步兵铲借给我们，并说，这把步兵铲是有来历的，它是年美国的援华物资。步兵铲虽小，但铲子的钢好，挖地很爽，遇到树根，直接用步兵铲半圆的铲尖铲断。现在，想不到，人去楼空，竟然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宝贝。虽然高邮路5弄7号的所有故事谢幕了，但是，这把步兵铲却给了我温暖的记忆。

（小街故事）（7）

过去的洋房，边上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车库房，5弄7号的车库里，居住着一对不是夫妻的夫妻。男的姓吴，女的姓余。他们的故事也充满了时代的印记。女的比男的大了整整18岁。解放前是一家大店铺的老板娘，男的是当时店铺里面帅气的年轻伙计。解放后不久，女的丈夫在镇压三反五反的运动中，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就死于监狱中。于是老板娘就与年轻伙计成了夫妻，但是由于公私合营和历次运动，女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败光。她们来到7号车库蛰居，2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全然不是夫妻的样子，在经济上各管各的，甚至水电煤费用也要分摊。几乎每天都有吵架，隔三差五会大吵大骂的。像一对冤家一样。小时候，我们有时会在夜晚到院子里抓蟋蟀，总是能听见他们压低嗓子的吵架。可能是公私合营后，男的占用了去工厂上班的名额，女的就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就去了当时里弄办的绣花组。女的名字叫余秀娟，很书香气，模样也小巧，她绣花，写字都很漂亮，心地善良。看得出以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只是命运多舜，丈夫是她的依靠，在三反五反中被镇压死了以后，对生活茫然不知所措，日子难熬，最后落到和帅气的小伙计混在一起。后来才发觉这个小伙计精于算计，自私自利，又没有文化。但是已经悔之晚矣，迫于无奈苟且在一起。想必她的内心是痛苦万分的。后来，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在那个困难时期，她向菜场刮鱼鳞的乞讨点鱼腥，给那只流浪猫吃。实在没有，我看见她就给猫吃菜根。我们家后来每每吃鱼，就会把吃剩的鱼骨头拿下去给她的猫吃。后来流浪猫又生养了小猫，小猫长大了又生养，女的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猫阿婆”！每天都有周边的居民给她送去剩饭剩菜给猫吃。也因为养了太多的流浪猫，7号就成了猫屎和跳蚤的重灾区。经常不注意就被跳蚤咬，奇痒难忍。每当那个时候，“猫阿婆”就一脸的内疚样。后来，男的退休了，也许是生活困难，也许是闲来无事，竟然开始捡拾垃圾，整理后在卖给收废品的。这样一来，在她们居住的汽车间外面都堆满了纸板箱，木材，房间里对了好多的瓶瓶罐罐和报纸杂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寻思，这怎么还能住人啊。

小时候，我总喜欢跑去信箱看看，看到谁家的信就送去。记得当时，总有写给女的信，却很少见到有写给男的信。到上世纪末，余秀娟年纪大了，有她的远房侄女想把孙侄子户口迁进来，一来可以照顾老人，二来也可以在她们百年后，继续租用国家的房子，但是，男的坚决不同意，我看她们为此吵了有好几年。02年我离开7号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对夫妻。据说是我家搬走后，没几年，余秀娟就过世了，不久男的也死了，因为户口本里没有人了，那间破陋的汽车间就被房管所收走了。照片是装修后的汽车间模样。

五弄故事之二

（小街故事）（8）

在9号的汽车库，居住着刘伯年一家。在我们小时候，只知道，刘伯年一家是坏分子。刘伯年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女5口人蛰居在不足15平方米的汽车间，而且房间里堆放着大量的书，到处塞满了画轴。文革中，我常看见在夜晚的时候，有人站立在他们家的小窗户下，监听监视着。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为啥要被管制？直到80年代，刘伯年得到平反，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知名的海派书画篆刻家！

刘伯年（2－）四川崇庆人。自小受父亲影响喜欢绘画。23岁赴成都考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当了解到教课的老师是刚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学生，他就萌生了到上海拜师吴昌硕先生，继续深造的念头。24岁那年，孤身一人往上海去，欲投师吴昌硕学艺。他变卖旧物，筹资赴沪，没想到沿江而下的水路竟是如此艰难。由崇庆经重庆过汉口，一路军阀混战，沿江舟船被征，竟半年耽搁于异乡，囊空如洗，几沦乞丐之列。这段坎坷的行程，对谁都是灾难，但刘伯年走过来了。他没有说起当时变卖了什么东西以换钱糊口，也没有说起当时做什么苦力以挣钱寄宿，他只是感激在汉口偶遇乡里，代购去上海的船票。三千里路风尘是他追求艺术的首付代价，是激励自己的珍贵记忆。这个时期他没有留下的作品，但他留下了为追求艺术而百折不回的身影。不曾想，抵沪时吴昌硕已于一月前仙逝。这对刚抵达上海的刘伯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投师不成，四顾茫然。幸而他询知吴昌硕晚年得意弟子王个簃在新华艺术大学任教，幸而他在报考时正遇见王个簃老师。个簃老师见他孤身失路，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却孜孜以求于艺术，就代付了学费。以后刘伯年又追随个簃老师转读王一亭、吴东迈创办的昌明艺专。从此入个簃门墙，成为缶庐再传弟子，刘伯年继承了缶翁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艺术真谛，章法上以奇险出之。颇具新意。刘伯年与张大千是同乡。张大千长刘伯年5岁，在平时的交往中将刘看作同乡小老弟。刘虽未入大千师门，却将张看作老师，而胸襟开阔的大千从无门户之见，乐于教人，亦不以师自居。大千告刘伯年秘诀：“平时宜多观古人真迹，画会教人，细细观摹，自有所得。吾于用色一道，凡染重色，均以红色作底，绘红色须以白色为底，绘石青须以墨色为底，绘石绿须以硃磦为底。色之有底，方显得凝重，且有旧气。是为古人之法。”大千画仕女用纸是自己再行处理的，他将调制合适的矾水灌入喷壶，均匀地喷于纸上，揭起晾干，隔天即用。内中奥秘，罕为人知，却从不避刘。故张大千于刘伯年谊比师深。刘伯年受张大千的影响，注重宋元真迹的学习，山水、人物、翎毛等各擅胜场，作道士、仕女有唐宋人风。年代初，上海文管会主办的《画苑掇英》出版，其中第三册上集有一幅鉴定为宋画的《梨花鳜鱼图》。此图无款、无章、亦无题跋，画商陆鲤庭由北京购得，以为“宋画”，转售于上海。不想，此原为刘伯年早年拟宋人笔意之作。刘伯年得知后，即去信予以说明。此事一经传出，皆服膺刘伯年的艺术才华和深厚功力。解放后，百废待兴，文化艺术也亟待新的发展，亟需专业人才。刘伯年二十多载的静参默悟，其金石书画之艺术风格已趋成熟，得到多方面的推重：已到国家文物局就任的张葱玉，想请他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整理与临摹工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恢复国画系，诸乐三向潘天寿点名刘伯年，想请他去任教;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王个簃则推荐他入画院任画师。 　　刘伯年正值鸿图大展之时，偏遭六月飞霜。年，上海“肃反补课”时，其所在单位未完成肃反指标。因刘伯年的连襟吴任沧曾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由于这一社会关系的牵连，刘被补上充数。后定“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押至上海市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因其之长，刘伯年被指定在监狱美术工场负责制作仿古画册。其于狱中曾作《竹林锦鸡》，后题：“漆身吞炭唯天问，一片阴霾到曙光。 　　刘伯年服刑三年半后，这个“曙光”就是对他的“肃反”复审甄别，以“保外就医”作纠错处理。刘伯年始的出狱，然已是花甲之年。谁知“文革”运动又接踵而来，刘伯年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管制”，虽身在狱外，却并无人身自由。整个家，也被从11号的洋房里面强制搬出，搬到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9号汽车间。但是这一切的打击，都不能让他停止画画篆刻。年，他中风病倒。愈后，右半身偏瘫，但他仍以刀笔自奋自持。为避人耳目，隐去真名，改名“道元”，甚至借用其子“尚同”之名，偷着作画刻印。因刻印更不易被人发现，又以毛泽东诗词句入印，可不授人以把柄，故其时所治甚多。刘伯年欲以此养志山泽。不想被告发，一户籍警强行抄走多方刻有毛泽东诗词之印章，并训诫“不许刻”。为能有作画的自由，刘伯年向里委会表示，愿意以画供扬州文物商店用作出口，所得款项缴里委会用于向阳院活动。经过“批准”，终能在家作画了，其潜心于宋元工笔花卉翎毛，心有所的而快。刘伯年虽深受迫害，但身在斗室依然作画刻印如痴如醉。但是他疾病一身，其晚境凄凉，作画再多，无分文进账，连基本生活也只能靠子女接济。他夫人是一个温良贤惠的女人，在文革疯狂的年月，背负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不能抬头做人，还要为家庭生计奔波，真是难为她啊。他家二儿子刘尚同，文革前学业优秀，考大学，却因为家庭成分是历史反革命而最终被拒之门外，成为无业青年，后来经过勤奋努力才成为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文革中，小儿子溺水身亡，他们都不敢大声哭泣，忍辱负重的生活压在一个女人身上，有时就会责怪刘伯年，有人写过这样的一件事，曾见刘伯年所临《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粉本，全卷有被横剪两半的痕迹。此因其妻一时愤恨所为，恨“罪业”何重，连妻儿子孙皆负罪名，恨绘画何用，连养家糊口亦不能。可见当时刘伯年一家过得是怎样一种生活。

我78年谈恋爱，因为女朋友喜欢画画，我也情不自禁的涂涂画画起来，我父亲看见了，就说，你把画的画拿给楼下的刘伯年看看，请他指点指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刘伯年何许人也，听父亲这么说，就拿了张临摹画报上百灵鸟的画，屁颠屁颠找他看。刘伯年笑眯眯看着画，说，你这是画的百灵鸟，但是比例不对，颜色也不对，百灵鸟的脚抓应该这样画，翅膀应该那样画的指点我。接着他送了我一幅他画的百灵鸟图，并鼓励的夸我说，你很聪明，画感很好。好好坚持画画。只是，我画画的兴头不久就过去了。再没有去向刘伯年学画画，就连他送给我的那幅百灵鸟画，也在后来搬家中不知去向了。甚是可惜。

（小街故事）（9）

高邮路5弄9号，居住了3家人家。一家是前面提到过的高家。高家阿婆解放前在高邮路开老虎灶，她小小的个子但嗓门特别大，说话、干事的速率都快，是一个爽直的女人。高老伯却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人，他是一个花匠，解放前就是这一带花园洋房里的花匠。一辈子都在伺候花草。经常看到高老伯在9号自家院子里伺弄花花草草，不是浇水就是修剪，他们家的院子虽没有名贵花草，但是四季有花，几株盆景修剪的错落有致。他们家的竹篱笆上，每到秋天，会挂满了红色枸杞子。到了文革初期，他们家上初中的儿子，成了红卫兵，到处带队抄家。在那个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他们家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家庭，整个五弄只有他们家在门口贴上了红色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他们家那种革命霸气面前，周围的人家都有些自惭形秽，因为五弄里面被抄家的的人家还真是多。但是，后来隐隐有传说，这位好汉在抄家时，顺手牵羊拿了不少“四旧”的东西回家藏匿。

高家只是居住了9号三分之一不到的房子，另外大半房间的主人，上海解放时逃到香港去了，房子一直空关。开始还有个佣人隔三差五的来收拾一下房间，到了文革开始，连佣人也不来了。再后来，文革中有一段时间，住房困难的流行抢房子。这些房子被兴国路上一家工人家庭抢了，后来政府出面赶走了抢房的人家。到了69年初，这房子被分配给了王家。王家夫妇都是山东南下干部，男的是解放上海时的团级干部，搬来9号的时候，担任一家大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女的姓丁，是随军家属，50年代有政策，随军家属可以就地安排工作，丁阿婆就被安排当了居委会干部。他们家2个女孩，二个男孩。69年搬来时，家里大儿子在外地工厂，不久大女儿和第二个儿子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最小的女儿王鲁英，当年十三岁。进入了黎明中学9班。与我成为同学。他们家刚搬来，我跑到他们家玩，看到墙上挂的镜框里，是身着军装戴军帽的结婚照，王团长神态英武，丁阿婆那时候年轻俊俏，只是当时还没有彩照，拍完照后用彩色笔着彩色，丁阿婆脸蛋被涂抹得红红的，增添了些许羞涩。他们家简易的木床，长凳，桌子上，都标着部队供给。就连床上的被子、毛毯，都是军用的墨绿色。让我觉得挺新鲜。丁阿婆对我很热情，他们山东人喜欢吃馒头，记得刚搬来那会，丁阿婆每个星期天都做许多的馒头，每次都送好多只馒头给我们家。他们自己家吃不了，就放在编萝里面放在外面晒。

王鲁英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会说话，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军人家庭，她的个性很要强。记得要上学去的那天，丁阿婆对我说，王鲁英和你一个班级，你是男孩子，要照顾好我们家鲁英，不要让人给欺负了。王鲁英撅撅嘴说，我才不要他照顾呢。此话后来不幸成真。因为我们2家走得近，我和王鲁英玩的挺投缘。但是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男生女生不说话。虽然我和王鲁英一同走回家，但是从不在一边的人行道。只有回到家，我们才有说有笑的一起玩。后来有多事的同学嘲笑我们，他们在回家路上，看到我们2个就齐声喊，徐建国—王鲁英！这样喊，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说2个人轧朋友一样。搞得我很尴尬。结果，王鲁英跑到那位男同学面前，警告他说，不准再喊！

王鲁英毕业后，医院做了门诊收银，后来靠着她的努力，考入了上海医学院。我们楼上楼下住着，她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有过好多的走马灯似的男朋友，从上海人，外地人到外国人。让我迷惑不已。最后，她嫁给一个日本人，去了日本。听说因为日本对女性的约束，她不适应，跟着搞研究的丈夫去了美国。在年的时候，我知道她生养了二个女孩，幸福滴生活在美国。

直到17年，我去她家看望。她母亲丁阿婆93岁了，很健康。聊起王鲁英，才知道，她回到了日本生活。现在班里好几位女同学，都盼望王鲁英能回来相聚呢。

（小街故事）（10）

在5弄48号里，住着一位美丽时髦的女人—吕美玉。而我认识她，是文革初期她家被抄的时候。她家是五弄里面较早被抄的。记得好像是66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一群小孩，跟着红卫兵来到她的家，红卫兵把抄出来的高跟鞋，口红和“奇装异服”推在一起烧。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那些红卫兵竟然还把她推进欧式的罗密欧窗台，在她的脖子上挂了好几双高跟鞋，在她脸上涂口红，从里面把玻璃窗关上，小小的半圆窗台，外面是铁珊栏，吕美玉只能笔直站着，就这样子，她被关在窗台，整整展览了一个下午。有几个小孩，在红卫兵的鼓励下，往她身上扔小石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当初红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是闻名上海滩美丽牌香烟上面那个女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侮辱曾经的美丽牌女人！

吕美玉，30年代上海滩的京剧名伶。年之前美丽牌香烟在上海红极一时，而广告和香烟上这个典雅、美丽的女子就是30年代上海滩上的京剧名伶吕美玉。她的倩影被美丽牌香烟的老板永远定位于香烟美女，后来上海两个闻人黄金荣、魏廷荣都来追求此女，然终被魏氏抱得美人归，吕美玉成为魏延荣的五姨太。年广州越秀北路邮政局背后旧民房拆迁，紧紧相连的两堵民居墙，拆除其中一堵之后，被民房砖墙长期遮挡的邮局北面墙体上竟然发现一幅民国时期的大幅彩色画像，图画中一幅美女半身像十分清晰。市民惊叹老画鲜艳如初。经过广州、上海有关考古、档案等部门专家考证，这幅相隔82年依然鲜艳如初的美女画像，就是上海滩著名的“美丽”牌香烟广告！画中美女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滩名伶影星吕美玉，画面取材于当年她出演的京剧《失足恨》的半身剧照。年10月5日，上海《申报》整个头版都是“美丽”烟广告，将绘有铁路干线的东北三省地图作为主图案，上部印有“请国人注意东北形势”字样，右侧绘有一个巨大的叹号；叹号两侧有“外侮日亟”四个美术字，点明了日本侵略日益加剧的现实。广告的中右部印有“国人爱国，请用国货”字样，下部才为“美丽”牌“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广告语。读者观后无不涌出一股爱国泱泱激情。根据相关记载，华成烟公司年生产出美丽牌香烟。年一些人挑起“美丽”牌商标纠纷，唆使吕美玉夫妇以未经本人同意为由向华成烟厂提出交涉，最后厂方与吕美玉达成协议，由华成按生产量每箱提取商标费五角，作为赔偿吕美玉的“名誉损失”；到年4月，吕美玉夫妇提出自愿解除协议，由华成一次付给国币2万元了结纠纷。年，华成烟厂商标设备并入上海卷烟厂，华成烟公司宣告结束，但美丽牌商标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

文革以后，吕美玉得到了平反。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吕美玉，依然身材婀娜，她喜欢身穿旗袍，丽妆出行。我与太太经常与她在弄堂里相遇，她总是微微含笑与我打招呼（因为她那时经常到我家隔壁的吴靖家玩麻将，与我相识）有几次与她相遇在五弄蜿蜒狭窄的弄堂，她脚上穿着4-5吋高的高跟鞋，虽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旗袍依然勾勒出女性身材的曼妙，高跟鞋细细的鞋跟敲打在水泥地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在春暖花开和初夏的黄昏，她的步态特别的高雅，充满生命的韵律。仿佛刻意的在述说，我是一个美丽牌女人！吕美玉后来终老美国。

（小街故事）（11）

高邮路5弄5号里面住了几家姓陈的福建人，解放前，兄弟几个相约来上海，各自做生意，一起买房子。其中一家，最小的女儿叫陈碧香，与我姐姐是初中同学，来往甚密，所以对她们一家文革受到的冲击和磨难，我略有所知。

碧香姐的父亲解放前开了一家五金铺子，解放后公私合营，老板就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人。碧香的母亲是一位清秀俊美勤劳持家的闽南女人，她与碧香的父亲是表兄妹结婚，所以，碧香的二个哥哥都有点弱智，只有碧香姐是正常健康的。碧香姐长的特别精致的美，细腻白净的瓜子脸上笔挺的小鼻子，大大的眼睛，目光清澈活泼，笑起来，两个甜甜的酒窝。如银铃般的笑声特别惹人喜爱。文革初期，由于解放前是开商铺的，造反派红卫兵到碧香姐家里抄家。第一次抄家，造反派是奔着扫四旧和金银财宝去的，但是啥也没有抄到。造反派不信，不久第二次去抄家，把墙壁敲了，地板也撬了，结果在地板撬起来后，发现了隐藏的金条和金银饰品，全部抄去不说，恼怒的造反派把他作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当场恶狠狠地对其批斗，把头按到膝盖，弯腰差不多90度，瘦小苍老的人，如同一只烧熟的大虾。

碧香姐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女人，碧香的美丽更多的是遗传她母亲的，她母亲一生从未工作过，自嫁给表兄后，就一直操劳家务，抚养孩子。也许是长辈主婚，也许是解放后他们这样家庭的命运多舜，当时弄堂里面，经常可以听见碧香姐父母争吵的声音。碧香姐的父亲后来早早的去世，留下母亲一个人带着碧香和有点弱智的大哥一起生活。此时碧香姐的二哥已经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大哥的弱智比较严重，一直不能上学，更无法工作。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无法生活了，居委会才让她大哥去了弄堂纸板加工厂，每天做一些糊纸板，晒纸板的简单工作，总算能自给自足。

碧香姐69年毕业的时候，全国上山下乡掀起热潮，她因为出身成份不好，被强行分配去了江西农村插队落户，70年，她18岁，一个娇弱的女子，哪有力气扛着行李去挤火车？她家又没有人能帮忙送她，当年我15岁，就成了唯一能帮她的男人，代表她家里人去上海北站送她，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情况下，帮助她把行李箱包放到火车架子上。碧香姐几乎是被人流推涌着进到车厢里的。要不是我帮忙，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扛着行李箱上火车的。当火车车笛鸣响的时候，一双细白的小手向我挥着，我看见她哭了。我明白，她对那个陌生的穷乡僻壤，心中害怕。我姐比她更早，去了黑龙江龙镇农场。此后，她们相隔千里，一个在冰天雪地的北疆战天斗地，一个在山峦重重的竹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们时常通信。互诉劳动艰苦，生活艰难。

大约是3年后，碧香姐回上海，21岁，青春让她越发的漂亮起来，但是她漂亮的大眼睛里，似乎隐藏着哀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再回江西那个贫困山村去。而是开始学习唱歌和跳芭蕾舞。在她那个有点昏暗的房间里，她不断练习劈叉(八字开，一字开）

穿上芭蕾舞鞋，踮脚站立。我记得有一个动作（软后翻）是练习身体的柔软度，身体向后弯曲，直至双手撑地。一般此时需要一个人托住她的腰部，我当时刚进工厂，平时住在近郊的工厂，周六回家，周日没啥事，于是每个星期天就成了她的陪练。特别是协助她练那个软后翻的动作。在冯小刚的电影-《芳华》里面有一个文工团员练功的镜头，其中就有一个女演员做这个软后翻的动作，镜头一晃而过，但是我在那些年里，几乎每个周日就会协助碧香姐做上几十个软后翻。我托住她的腰，常常会触碰到她光滑如丝的肌肤，夏季，她柔软的身体慢慢向后翻时，已经发育的胸脯，更是凸显在我的眼前，青春时期旺盛的荷尔蒙常常在那个时候让我身体起了反应，而她的眼神是那般的纯真无邪，令我自感羞愧。对她插队落户回来就开始拼命的练功练唱，我有些不解。在陪她练功的闲暇时间，我从她闪烁其词，遮遮掩掩的话语中，知道了一些她在插队时的苦难遭遇。

她的遭遇让我想到了这张知青结婚的画。

她出身不好，她身材娇柔，她美丽动人，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成为苦难的宿命。她插队落户到江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美丽容颜，在她插队落户地区颇有点广为人知的味道，结果，邻村的知青点，有一位操着普通话的“知青流氓”，带着人，到她所在的知青宿舍，强行与她“谈朋友”，每次来，就把宿舍里面的其他知青赶走，明里谈朋友，实际持强凌弱，好多次强吻，碧香姐迫于困境，只能答应与他谈朋友，不久，就在江西山村的知青宿舍里，那个知青流氓，强行夺去了陈碧香生命中宝贵的，同时胁迫的爱，让她屈辱和恐惧。好在知青宿舍里，有一位知青的父母是上海歌剧院的演员，对她说，你的身体条件很好，如果能考入艺术团体，就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噩梦的山村，于是她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失魂落魄的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她辗转托人，找到了上海歌剧院的老师，开始每天练嗓子，学唱歌。有几次带我去她老师那里，让我也学习唱歌，现在回想起来，我喜欢唱歌，有一段时期在工厂，每天清晨起来练声就是受她的影响。碧香姐坚持练功练唱好几年，我明白了，她已经把考取艺术院校当做摆脱苦难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后来碧香姐多次考艺术团体都没能如愿。但她在努力抗争命运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歌剧院一位钢琴演奏家，结为夫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她们双双去了德国。据说，碧香姐生育了2个小孩，都非常的漂亮。看来她过得很幸福，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小街故事）（12）

高邮路5弄28号居住着袁世凯的孙媳朱章绣一家。年抗战胜利，20岁的朱章绣与袁世凯的孙子袁卫，在天津举行了中西合璧的盛大婚礼。公公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袁克桓。婚后不久，袁卫赴美国留学。朱章绣留在天津。新中国初建时，动员海外游子归国报效国家，朱章绣也写信动员丈夫回来，后经国务院特批，一家住回了朱章绣的出生地——上海。政府当时还给他们颁发了归国服务证书。他们生育了二个儿子。文革以前，一家四口生活安定，文革爆发，天下大乱，丈夫的单位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地来抄家，不抄别的，专抄金银财宝。当初朱章绣娘家给的那些陪嫁珠宝都在那个时期被抄走了，这些珠宝首饰原先她都存放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她父亲也在中国银行租用了保险箱，存放珍贵的东西。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发现了他们租用中国银行保险箱的单据，于是顺藤摸瓜，押着朱章绣到中国银行打开保险箱，拿走里面所有的东西。在中国银行保险库，还碰上了熟人刘靖基老先生，也是被造反派押解着去开保险箱的。他们打了照面，谁也不敢说话，装着不认识。最初来的造反派还有登记，后来来的连登记也没有，最后，把他们的生活用品和家具也都统统搬走了，甚至掘地板，说他们在地板里窝藏了黄金。朱章绣最痛惜的是她祖父朱有济为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奠基时的纪念品——一把很有纪念意义的金抹子，就是在那时被抄走，后来一直下落不明。

而在我的印象里，文革初期袁世凯孙媳妇朱章绣家被抄，抄出来大量的连环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都是全套全本的。还有好多解放后出版的连环画，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到看连环画的摊子上看连环画是要一分钱看一本的，看全本三国演义要看60本呢。简直是奢侈的事情。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连环画，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连环画被搬上板车，送到居委会，我们一帮子小孩就跟在后面，总想着去看看连环画。但是到最后，我也没能看这些连环画。连环画最后也不知所终了。 　　文革中，朱章绣等一批“牛鬼蛇神”是要每天上街扫地，清理垃圾死角，做很多体力劳动的，那时候叫劳动改造。 　　还没有到“文革”结束，年，他们的境遇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先被颠倒的生活，一下子又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要回国来了讲学了。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又是周总理请来的客人，顿时把当时的统战部门忙死。因为吴健雄博士的弟弟吴建豪已经在“文革”中被逼致死了，为了挽回影响，政府决定立即改善他们其他亲戚的生活条件，尽可能让他们看到国家好的一面。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提出要见的亲属中，首先就提到了袁卫、朱章绣夫妇，因为朱章绣夫妇对她们的父母极尽照顾关怀。这么一来，他们周围的面孔一夜之间全变了，袁卫不是“牛鬼”了，朱章绣也不需要上街扫地了，被占的房子也立马归还了。更有甚者，国务院直接派了专员南下上海，到袁家“慰问”，实际上是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结果检查下来认为不行，穿的衣服太破旧，住的房子也太破旧，这让人家看了，国家太没面子了。然而这好办，“突击整治”、“突击装修”就是了，“四人帮”这方面的本事还是有的。当时刚刚被“解放”了、恢复工作的市委老干部、统战部部长韩仰山说：“那就赶快把冻结的工资发还一些吧，叫他们做点新衣服。”于是，先“冰释”了三千元袁卫先生的工资，算作为“治装费”和添置家具的费用吧，因为家里实在是空空如也，连床都没有，家里可以骑自行车。但房子自己没法修，只得靠房管所，但是这时离袁家骝夫妇到上海只差一个星期了，。房管所急了，派了大队人马，刷墙的、铺地板的、排电线的，一窝蜂地全来了，弄得袁家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终于回到上海了。那时的政治气氛还是“四人帮”的一套，虽然是周总理请来的客人，但是在上海还是倍受监视，他们与亲戚们见面，旁边总有人“陪同”。吴健雄问袁卫和朱章绣日子过得怎么样，但是他们都吓得不敢说话，只能战战兢兢地说：“挺好，挺好……”，吴健雄看出他们的尴尬，又想起自己的弟弟，难过地直抹眼泪。 　　

袁家骝、吴健雄在与袁卫、朱章绣私下聊天时，曾提出，想回河南老家看看，给老人上上坟……话一出口，把朱章绣吓得个半死。那时是年，“文革”还未结束，你袁家老人是谁？是袁世凯呀！早就批判了几十年了，坟有没有还不知道，说不定早就被造反派给扒了，赶紧对他说：“算了，算了，趁早别去了！”她心想，去给袁世凯上坟？这是多大的罪名呀！，你们海外华侨知道什么？说不定你们前脚走了，我们后头又要遭殃了。 　　袁家骝自然弄不明白，给祖宗上坟怎么了？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时候，他熬不住还是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想不到周总理居然同意了！不仅当即答应了，还说：“应该去。你爷爷是政治家，你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 　　

从那次以后，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先后六次回大陆讲学或探亲，期间还专门来到高邮路5弄的袁卫、朱章绣家里探望。看到他们的小儿子袁弘式功课那么出色，数学竞赛全市第一名，就主动建议他到美国去深造。后来由吴健雄向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推荐。，现在袁弘式早已学成毕业，担任了大学教授。大儿子袁弘建也赴美留学，在密苏里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是电脑工程师。（小街故事）（13）

高邮路5弄34号表演艺术家陶金旧居。陶金(.1.22---.9.28)男，表演艺术家、编导，江苏苏州人，在北平长大。年陶金于北平参加了唐槐秋的中国旅行话剧团。年抗战爆发后与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参加了“中制”。抗战胜利后，陶金回到上海，加入昆仑影片公司。年，受史东山和蔡楚生邀请，他先后主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影片。全国解放后，陶金从香港回到上海。年，陶金参加了影片《宋景诗》的拍摄，受到观众的称赞。此后，陶金专门从事导演工作。年春，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在美国展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58年，陶金被打成“右派”，被逼搬到香花桥路去了。之后，据弄堂里小伙伴说，有一位叫夏沫的一家搬进去住了。夏沫是园艺专家，他家养了很多的杜鹃花，茶花，兰花等，很出名。他有嫁接的高超技术，一株杜鹃花，可以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当年，中山公园开杜鹃花展，还到他家借花呢。我们小时候走在弄堂里闻到兰花的幽香，就是他家种的。那棵合欢树，也是长在他家的院子里，每到春夏时节，一朵朵粉红色的伞状花儿，从树上飘落，掉到弄堂的地上。这情景至今在我脑海里，有时候想起来，闭上眼睛，就会觉得那些小小粉色的伞在飘呀飘呀。

5弄21号2楼，原来住了2户人家，住在东南面的是我的同学章之川一家。住在西南面的楼家，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搬去了高邮路59号底层的汽车间。那是个疯狂的年代，后来据楼家的子女回忆，就因为他们的父亲在某个日子说了某人的坏话，立马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时候，一人遭殃，全家厄运降临。文革中有多少故事至今还令人唏嘘不已。

章之川是我小学、中学同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家，他父亲当年是吴泾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厂长，高级工程师，在家里养了好多的多肉植物。当时没有多肉植物的概念，只知道仙人球，宝石花。他父亲在阳台上搭起一个玻璃暖棚，里面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仙人球，有时候，仙人球开出非常艳丽的花朵来，煞是好看。他父亲非常和蔼，还给过我一些宝石花，我把它种在搪瓷碗里，放在窗前。章之川是我敬佩的同学，他是一个扼住命运的咽喉奋力拼搏改变自己命运的人！72年中学毕业，他医院的食堂，做了一名食堂工人，但是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读完了医学院本科课程，完成了一个厨工到医生的转变，中年以后，他更是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国家级心脏搭桥手术专家。

（小街故事）（14）

5弄52号，早先是竹篱笆围墙，里面是两栋楼，前面供主人用，后面的小楼，二层是保姆间，底层是汽车间。文革初起，风声鹤唳，房主嗅到了山雨欲来的危险，因他家在上海别处还有房产，就主动将此处房产上交政府。此房分给一位张姓军人时，后楼上已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妻，而楼下开办成了里弄生产组，做一些糊纸盒的工作(前面讲5号陈碧香家的大哥有点智障在里弄纸板工厂做，就是在这里，后来搬到了兴国路63弄里面)。张家进来，房管部门用篱笆将两栋楼隔开，前面就成了一楼一花园的格局。老张的小女儿张捷，中学与我同班。出身军人家庭的她，当年一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样子，穿着一身绿军装，两条大辫子又粗又长，走起路来，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时，都以穿一身绿军装为荣，穿不上绿军装，能戴一顶绿军帽那脸上也写满了骄傲。而我连个军帽也搞不到，自然对整天穿着军装，神兜兜的张捷是充满羡慕的。后来，不等毕业，张捷参军走了。

那幢洋房大约在年，忽然被拆了重建，建成了现在的三层楼模样。围墙也改成了水泥高墙，让伸往湖南路一头的通道更显逼仄。据张捷回忆，文革后，原房主本来不符合政策归还房产，但他家有一位女婿有点来头，好像在某位高官身边谋事，硬向政府要回房屋，但他们意在要回财产而不是要回房子，只要拿出10万此事就算了结。年，一个军人家庭哪里有那么多钱，“万元户”也不过是对那时期富翁的尊称！张家不得不搬走了。房子被收回后就做了拆除重建，当年是中行行长买下重建的，供他老母亲在此养老，直到送终。行长一家人早就移居海外，房子也再次易主。据说现在是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和海基会会长）的后人在此居住。有资料显示，当年这幢楼重建花费大约万。现在大约值几千万了吧。

（小街故事）（15）

高邮路5弄2号是幢三层楼的洋房，楼顶是一个大大的露台。解放前是外国银行襄理（副经理）的住宅。这幢房子有2个楼梯，室内的是宽宽的大理石材质做的，每层楼梯的间距特别的低，估计建造时专门考虑到主人家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安全的上上下下。另一个室外的楼梯，就显得很窄仄，每层楼梯的间距特别的高，沿着宽宽的楼梯，进入到朝南的款创的主人房间，沿着窄仄的楼梯进入到几间朝北的小房间，摆明了是给佣人住的。上海解放时，人家跑了。房子成为政府所有了，被划拨给了华东贸易部，成了南下领导干部的宿舍了。

2号的三层楼顶上有一个大露台，是那时候小朋友看国庆节焰火的好地方，虽然只有三层楼高，但当时周边高楼很少，除了高邮路口的五层楼和武康路的9层楼，很少有高楼遮挡。所以东面可以看到人民广场放的焰火，南面可以看到徐家汇放的焰火，西面可以看到中山公园放的焰火，在露台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我抱着出生不到二月的女儿，到2号楼顶露台上去看焰火，这是我女儿来到世界上第一次看到天空绽放五彩绚丽的花朵。

高邮路5弄22号是一幢有点奇特的南北走向的二层建筑，底层是一长排车库，南面有小小狭窄的铁扶梯，沿着铁扶梯走上二楼，一条长长的通道，由于通道两边东西向是一间一间的房间，通道里面整天都是昏暗的，幽幽的一盏灯发出昏暗的光。东西两边的每个房间都不过7-8平方米。向东或向西有一扇小窗，透进光线来。据说，这是当时为周围一片洋房配置的车库和供门房人，司机，佣人以及花匠们居住的地方。在我记事的时候，这幢有点奇特的房子楼上楼下住了高姓二兄弟。他们的小儿子都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底层的车库有几间被改成了住的房间，车库宽宽大大的门，改成小门户，上海人称这样的房子为：汽车间。文革前，在最南面的一个车库里是有一辆轿车的，开轿车的是住在5弄36号里的，医院的外科主任邵医生。当时开轿车上下班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每当我看到邵医生高大而肥胖的身躯钻进小汽车里，就觉得好奇。总忍不住多看几眼。

高邮路的故事，反映出民国和新中国的各个时代变迁和各种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高邮路还有好多的故事，容我在将来的日子，再娓娓道来。

年初稿

年第11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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